卓尚进
2019年11月26日，在时隔7年之后，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里”）回到香港，在香港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此番阿里虽然“低调”“回家”，但是其对于阿里的全球化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巩固和中国互联网新经济的推动等，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
阿里在香港交易所挂牌之后，已成功创造多个历史纪录——成为首家同时在美国和香港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是港交所上市制度改革后首个在香港第二上市的海外发行人，也是2019年迄今为止全球最大规模的新股发行。
26日当天，阿里巴巴在港交所挂牌开盘报每股187港元，较发售价上涨约6.25%；收盘报每股187.6港元，较发售价上涨6.59%。按收市价计算，其总市值突破4万亿港元，位列全球第七大公司，成为香港的“新股王”。阿里此次按照每股176港元的定价，最多在港集资1012亿港元（约合130亿美元），成为港股历史上第三大IPO（首次公开募股）股票。
此次阿里在香港市场完成“第二上市”无疑表明，在当下香港十分困难的时候回到香港，阿里以自己的资本行动切实支持了香港资本市场发展，巩固和发展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使香港这个“东方之珠”依然闪耀光芒。
此次阿里在香港上市，应是阿里的“回家”之旅，其不仅是阿里实现在香港上市的宿愿，而且是香港交易所适应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改革取得的重要进展。
“今年阿里巴巴迎来了一个重要里程碑，我们回到香港上市了。”阿里港股上市当日香港上市，阿里董事局主席张勇这样表示。他感谢香港，感谢港交所过去的创新、改革，使得阿里5年前未能在香港整体上市的遗憾风吹云散。
回顾过去，阿里与香港市场有着不解之缘。
2007年11月6日，阿里集团旗下的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之后，由于阿里集团实行战略转型升级，对其上市子公司阿里巴巴网进行了私有化操作，2012年6月，阿里巴巴网从香港联交所退市。
2013年9月，经过整合后的阿里曾经提出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但因为阿里所主张的“合伙人”方案不符合港交所“同股同权”的规定而被拒之门外。最后香港上市，阿里只好远走他乡，选择去美国上市。
美国当地时间2014年9月19日，阿里在纽交所成功上市。近几年来，阿里不仅在主营电商业务上持续打破华尔街预期，更在科技创新和全球化领域加快布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中国互联网经济后来居上的一张名片。
2017年12月，港交所针对此前发布的《有关建议设立创新板的框架咨询文件》发表咨询总结，决定允许创新型公司采取双重股权结构入港上市。2018年4月30日，港交所25年来最大的上市制度改革正式生效，便利不同投票权架构的创新型公司、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等新经济公司在香港上市以及为寻求在香港作第二上市的中资及国际公司设立新的上市渠道。
新上市制度落实一周年间，港交所吸引了40家新经济公司上市，融资额累计约1504亿港元。2018年港交所业务创多项新纪录，香港资本市场首次公开招股集资额达2880亿港元，高居全球首位。
总结这一段历程，可以看到，阿里及相关创新公司的创新实践和对资本市场的新需求，促使港交所和香港金融监管当局及时总结自身教训、借鉴国际经验、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上市制度与规则，两方良性互动，终于促成了阿里及这类创新型公司得以回到香港市场上市，而香港又以新制度新规则新姿态巩固和发展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新优势。
阿里此次“回家”，对于阿里实施全球化发展战略、谋求长远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阿里此番在香港IPO，并没有经过大张旗鼓地宣传，但是发行上市之顺利和筹资金额之巨大早已在意料之中。现在的香港已非昔日之香港，现在的阿里亦非昨日之阿里（电商）。今天阿里业务涵盖电商、云计算、金融服务、物流、本地生活服务等，已成为中国互联网新经济的旗舰和全球化“数字经济体”，是服务全球数以千万计企业、十多亿消费者的数字商业基础设施。
张勇曾透露阿里的中长期目标，到2036年服务全球20亿消费者，创造1亿个就业机会，帮助1000万家中小企业盈利。稍作分析不难看出，此次阿里在香港上市，其重要目标是资本全球化，通过在全球多地资本市场上市，支撑阿里多元业务在全球化的布局和拓展进程。因此，阿里回到香港或许只是其“回家”的中继站，未来它将在合适时机回归中国内地市场，完成“回家”全程。按照这一逻辑，阿里在纽约和香港上市之后，或许将开启进军新加坡、伦敦、法兰克福等国际资本市场的“新长征”。这当然是值得期待的“阿里故事”，也是值得期待的“中国数字经济故事”。
阿里成功回到香港上市，给我们带来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一是在快速发展的互联网化和全球化时代，企业要向阿里学习，坚持做大做强主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借助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快速发展壮大；二是证券交易所与金融监管部门要适应科技创新、互联网经济发展趋势和市场主体的发展需要，适时适度作出调整，改革和完善交易制度与规则，更新监管理念、调整监管方式；三是国家要制定和完善有关促进互联网新经济、科技创新、数字经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创新发展的、具有前瞻性和包容性的战略与政策，对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等要有包容性，给予政策鼓励和扶持，积极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持续打造国家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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