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谷歌、脸书、微软等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巨头均将欧洲总部扎寨于爱尔兰。图为苹果位于美国加州圣塔莫尼卡的零售店。 （视觉中国/图）
2021年7月10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意大利召开，131个国家就国际税收问题达成两项重大协议：一是将大型跨国企业的部分征税权从企业注册地重新分配至企业经营与盈利地，二是设立全球最低企业税率（预计不低于15%）。
这可能是近百年来针对国际税收体系最深刻的改革，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各国不断流失的税源问题——通过重新分配征税权，铲除滋生逃税的土壤。如果所有国家都采取15%的最低税率，避税天堂自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谈起避税天堂，普通人也能想起一两个名字，开曼、百慕大、泽西、维京群岛等等，这些岛屿以极低甚至为零的税率吸引着全球最富有的人群和企业，因此也被称作“富人天堂”。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跨国巨头，通过在避税天堂辗转腾挪，省下了巨大利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期刊在2015年刊载的一份学者研究报告显示，避税港造成各国政府每年流失的企业所得税高达5000亿至6000亿美元。
这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等如何避税，因为在流失的税收收入中，低收入国家占到约2000亿美元，占其GDP的比重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甚至超过了全球低收入国家每年获得的外国发展援助资金总额(约1500亿美元)。
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测算，若新的税收协议达成，每年将至少为全球带来1500亿美元的额外税收，并且至少有1000亿美元的征税利润会被重新分配。详细措施预计在2023年出台。
“爱尔兰双层三明治”
相比老牌避税天堂，爱尔兰共和国没什么名气。但这个国土面积只有70万平方公里的岛国却有欧洲“硅谷”之称，苹果、谷歌、脸书、微软等耳熟能详的互联网巨头均将欧洲总部扎寨于此。
爱尔兰有一些独特的优势，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建成了“北美—爱尔兰跨大西洋海底光缆”，成为美国企业设立欧洲数据托管中心的首选。该国平均电费要比其他欧盟国家少三分之一，且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满足互联网企业的电力需求。
晨风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跨国企业青睐爱尔兰最关键的因素，是其极尽低廉的税收。根据欧盟2016年的一项调查，苹果在爱尔兰的缴税甚至不满1%。晨风就任于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常驻英国。
1980年代，爱尔兰财政赤字飙升，政府为改善经济结构和就业率，对当时新兴的软件企业招商引资，针对IBM、微软、苹果等大公司，给出了大幅度税收优惠。
“爱尔兰名义上的最低税率在12.5%，比欧洲平均只低2%—3%左右，并没有特别大优势。”晨风说。
但爱尔兰政府为了留住企业，以“税收换就业”，要求企业雇用大量当地员工，同时帮助这些企业设计出一套规避税收的程序，其中最早也是最著名的要属与苹果公司的合作，被称之为“爱尔兰双层——荷兰三明治（Double Irish with Dutch sandwich ）”。
简而言之，假设苹果在爱尔兰成立一家销售子公司A和一家总部位于避税天堂的空壳子公司B，并在荷兰另设一家空壳公司C。美国母公司将美国以外的收入都归给子公司A，同时将知识产权以低价转让给空壳公司B，B再转让给C，C再授权给A进行销售。A作为销售渠道一旦有了收入，就支付知识产权版税给C，C再向B支付版税。
根据爱尔兰法律，因为C公司为荷兰公司，所以可以免征A公司支付给C公司12.5%的企业税。此外，三家公司同属欧盟如何避税，根据荷兰的法律，免缴预提所得税，因此进出C公司的资金转移不用缴税。同时根据爱尔兰税法，总部或者母公司在外国就认定为外国公司，因此B公司转给避税天堂母公司的费用也不用缴税。
A和B就像两片面包夹着C，整个过程中苹果只需要缴纳荷兰低廉的交易税和极少的爱尔兰所得税。此举引发其他国家不满，尤其是法国、德国等苹果欧洲销售大国，几乎没有收到任何消费税。
欧盟委员会2016年裁定，苹果在爱尔兰享受的低税率，等同于爱尔兰为其提供国家补贴，违反欧盟规则，苹果需补缴高达130亿欧元的税款。但欧盟常设法院因证据不足，在2020年最终撤销了上述裁定。
在苹果的启发下，“爱尔兰双层三明治”几乎成为跨国企业避税的代名词，在拥有知识产权的公司中相当流行，尤其是IT行业。
“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都爱上了‘三明治’。”晨风说。
数字经济难题
“提高‘版权’收费，挤压生产环节的利润，是企业自我减税通用的一招。”王梓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一家跨国医药企业担任财务总监（CTO），与互联网企业类似，医药行业同样是知识产权“大户”，公司利润大部分来自版权费用。
他举例，比如一台苹果手机，它的多道生产工序是在全球不同地方完成的，针对产业链上的每一环，政府都会对加工工厂征税。生产成本往往和原料、人力、厂房等生产资料的价格相关，而且实体工厂的税收很容易确定，因此苹果很难调节这一部分的税收和利润。苹果母公司想要提高这部分利润，只有压缩代工成本，“所以一般加工厂的利润都很薄”。
苹果要做的是把知识产权转移到爱尔兰，因为这是它价格最高的部分，公司可以通过避税进一步放大这部分的收益。这几乎成为一种定式：一家企业的关联公司可能在低税收的避税天堂持有专利，但会向设在高税收国家的关联公司收取很高的品牌使用费，从而实现在低税收管辖区的利润最大化。
于是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象：一面是苹果在全球范围寻找制造商，同时在全球范围进行销售，获得大量收入。另一面则是苹果几乎将所有海外利润集中在爱尔兰的子公司，美国母公司日常经营还需要银行贷款，即便公司账上趴着大笔现金。
现金往往会被用于高管分红、回购股票等资本市场的操作，这些利好消息进一步推动公司股价上升。
很长一段时间，像苹果这样的跨国企业究竟通过避税省去了多少钱，难以计算，主要因为绝大部分避税天堂对注册公司施行保密制度。
根据美国参议院2013年发布的调查，苹果公司通过与爱尔兰政府协商，以远低于该国法定税率12%进行避税。2009年至2012年间，该公司将740亿美元全球销售收入的纳税地点从美国转移到爱尔兰，占到全部海外销售的90.5%，但税率只有平均不到0.1%。
参议院发表相关调查报告后，苹果随即声称，公司2012年在美国上缴了60亿美元企业所得税，占到其在美国收入的30%，相当于美财政部收到的全部企业所得税的2.5%。苹果公司之所以把大量资金移到海外，是因为该公司产品销售的三分之二发生在美国以外地区。
苹果的回复并不能解释为何没有在海外纳税，却也揭示出一个现实：跨国企业的税收问题遇到了根本性的矛盾。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以往国际税收问题重点解决的是避免重复征税，遇到数字化（如网上购物）后，税源转移变得更为方便，但也导致有的国家收不到税。
“以前追踪税源，根据的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数字经济下，实物没了，人流也用不着，如果你用的还是加密货币，那就连资金流也查不到。”杨志勇说。
加剧财富不平等
2008年以前，全世界对于避税天堂的批评仅限于道德谴责，因为无人知道它们究竟给宏观经济将带来多大的影响。
那一年，加布里埃尔·祖克曼（Gabriel Zucman）还只是一家巴黎小券商的实习生，负责记录客户备忘录。他发现几百亿美元资金来往于避税天堂之间，这些数字甚至占到当时国际风险投资总金额的一半以上。
2013年，他成为法国知名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 (Thomas Piketty)的学生，研究全球财富不平等问题。他通过离岸金融的角度解释了税收流失如何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并写出了《避税天堂调查》一书。
祖克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本论著的诞生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调查数据的出现。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该法案要求避税天堂与美国分享银行信息，否则会遭受经济制裁。
根据祖克曼的统计，截至2017年，个人藏匿在避税天堂的资金高达8.7万亿美元。英国经济学家、研究机构“税收正义网络”创始人Alex Cobham则估算，美国跨国公司转移至避税天堂的企业利润从1990年代的大约5%—10%增长到今天的25%—30%。
在另一份与哥本哈根大学的合作研究报告中，祖克曼指出，1985年至2018年间，全球平均法定公司税率下降了约一半，从49%降至24%。尤其在2018年，美国在特朗普执政下将税率从35%下调至21%，全球政府都进入了新一轮对税收的“恶性竞争”中。
祖克曼提出，这类大规模的逃税行为不仅让国家损失惨重，也让基础的宏观数据丧失意义，由此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后果。
“不公平不仅体现在国家收入的问题上，国家丧失税源意味着可能会加强对普通人的征税力度。”他说，“美国的黄金时代，中产阶级收入的增长速度与百万富翁的产生速度大致相同，而这一时期美国公司近50%的税收收入被用于州和联邦支出。看看现在几近‘枯竭’的中产阶级吧。”
在过去几十年里，大规模的企业税收减免帮助跨国企业积累了不可思议的资金。与此同时，国会只能通过提高工资税来支撑预算，相当于美国中产阶级为此埋单。
祖克曼也承认，过去几十年是自由市场经济获得了胜利，但他并不是要推翻这样的胜利，而是认为，“通过国际间合作，全世界都可以变得更好”。
如何杜绝下一个爱尔兰
国际间合作需要某种契机。
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一面肩负消除巨额财政赤字的任务，另一方面要应对愤怒的选民，向他们解释为何政府要由纳税人出资救助“贪婪”的银行家们，即便大家早已对跨国公司和富人逃税的行为感到不满。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目的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反抗社会不公，此后一个月内，抗议活动逐渐升级为一场受到全球关注的社会运动。
2014年，OECD经合组织发布了两项重要计划，一是发布了新版“通用报告标准”（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该标准与上述美国的FATCA法案类似，要求成员国公开相关金融账户的财产和涉税信息，能够帮助税务主管部门跟踪纳税人的离岸资产。
二是针对跨国公司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BEPS，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杨志勇形容，BEPS更像是此次OECD国际税制改革的雏形，这一次之所以这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同意设置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和之前国际税收合作打下的基础有密切关系。
“如今经济是全球化的，政治是当地化的。”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跨国企业将利润堆积在避税天堂或爱尔兰这样的税收洼地，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从而加剧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
“通过统一的全球税制，重新确认收税标准，能够让各国人民尝到全球化的‘甜头’，而不是加剧贫富差距、加深民粹的情绪。”王辉耀说。
杨志勇有些担忧，尽管OECD确认将于2023年拿出具体税改方案，但悬而未决的问题太多，包括最低税率对哪些企业适用，各国企业的利润率怎么统一，税收利益分配中市场国如何确定，份额如何界定等。
“本质上关系到国际税收利益分配问题，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大家的诉求都不一样，如何才能获得统一的方案？”杨志勇说。
受税制改革影响最大的会计师反倒最“淡定”，晨风的淡定源于业务量的上升。继2021年4月份国际税改的消息传出后，他的邮箱每天都收到跨国公司CTO们的咨询，“大家谈论最多的不是如何迎合国际税改，而是如何找到下一个‘三明治’”。
站在跨国企业的角度，王梓认为，只要任何一个类似爱尔兰的税收洼地存在，企业避税、逃税都不可能完全杜绝，“总有国家和地区愿意放弃部分税收换取其他利益”。
受美国和欧盟施压，爱尔兰政府承诺在2020年之前完成BEPS的要求，苹果、谷歌、脸书等一些巨头也已放弃“爱尔兰双层三明治”模式。
但在传统避税天堂如加勒比地区遭到各国政府限制的背景下，爱尔兰欧盟成员国的身份仍是跨国企业的最佳选择——即便无法达到完全的零税率，爱尔兰的12.5%的低税率仍具吸引力。
（应受访者要求，晨风、王梓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徐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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